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，考古团队对三星堆的八个祭祀坑进行了深入发掘，利用碳十四测年技术确定这些坑形成的时代为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，归属于商代晚期。东坑的布局相当规整，显然分为两组，坑内的器物则是分层摆放：底层是小型物件，中间层是大型礼器，最上层则铺上了象牙。所有的器物似乎都经过了焚烧和击打，随后再被精心掩埋，这一过程彰显出强烈的仪式感，而非简单的遗弃现象。

过去，有人猜测三星堆可能因为洪水或外来入侵而消失，但考古学家王巍的实地考察显示，地层中并没有大量的淤泥，否定了洪水说法。此外，专家丁孟也指出，城内没发现城墙遭到破坏的迹象，更没有找到大量兵器或带伤的人骨，表明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而坑内器物整齐的摆放状态让人怀疑这是否是抢劫后留下的痕迹。

真正的关键在于三星堆的信仰体系。祭祀活动的庞大投入显示出神权政治的依赖，1号坑中出土的人骨灰渣与当时的环境变化结合，暗示可能发生了瘟疫，甚至影响了包括群巫之长在内的核心人物的生存。一旦神权崩溃，整个文明体系随之瓦解。人们砸碎器物、焚烧物品并深埋地下，这不仅是发泄，更像是一场为旧神灵办理退休手续的仪式，把他们送回天上，退出人间事务。

在此过程中，古蜀人可能迁移到了金沙地区。2001年出土的金沙遗址占地五平方公里，其时间与三星堆的结束相吻合。有趣的是，金沙的祭祀活动早在3500年前就已开始，且与三星堆的鼎盛时期几乎同时，通过发现的太阳神鸟金饰、青铜立人像、玉璋和玉琮等器物样式可以发现，二者有高达九成的相似度。报告指出，三星堆的祭祀坑刚被埋就有新宗教和政治中心—金沙的出现。

这种现象并不是文明的中断，而是自我转移。霍巍提到的“都邑南迁”说法十分贴切，仿佛公司总部的迁移，员工和技术资源也随之而行。金沙出土的器物更偏向小型，因为它们不需要进行一次性的大规模埋藏，注重实用功能。此外，两个地区出土了大量领玉璧，显示古蜀可能是当时的玉器生产中心。而那个顶尊人坐像的独特造型融合了中原的形式与蜀地的特色，展现出一种创新的设计，而非简单的模仿。

三星堆并不是孤立发展的现象，许多技术如绿松石镶嵌工艺最早源自二里头，随后经过殷墟传播至此，连接了中原与长江的联系。青铜器、玉器及祭祀方式都显示出对此系统的吸收和本土创新。今年初，三星堆的纵目面具与国博的相关展品首次同台展出，让学者们对以往的认知有所修正。

未来几年，三星堆与金沙将开展许多关联工作，计划在2027年前聚焦城门、道路、宫殿区和壕沟等基础结构，重心由寻找文物转向研究社会结构，探讨居民的居住环境、性别分工以及不同族群间的互动。反观良渚与石家河等古代文明，虽然也经历过迁移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混乱散落。而三星堆与金沙的迁移则显得井然有序，仿佛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，面对信仰崩溃的挑战，他们没有选择硬撑，也没有躲避，而是进行了一个告别仪式，以平静的方式换址重新开始，这种做法显得相当现代。